我们和五四那一代人近似，同样面临人生观的问题、婚姻恋爱的困境、理想与社会的冲突、人生志业的选择，乃至自杀危机……

李培艳：五四那一代人的存在是超越“小我”的

文/晗翌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提及“五四”运动，多半想到的是100年前那场浩浩汤汤的学生运动。然而，这只是狭义上的五四。从广义概念来说，“五四”运动包括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发生的五四学生运动，它是一场席卷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的革命。

正是由于五四内涵的丰富性，一百年来，社会与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纪念、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它被不同时代的人们不断讲述、讨论与重新建构，五四的内涵也在人们的讨论与研究中被逐渐理解、发现和诠释。

以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为例，我们今天认为其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然而，在100年前的陈独秀看来，五四运动虽然体现了知识青年的爱国热情，但这并不是其最独特之处，因为此前就已有标榜爱国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真正的核心应该是（由人民）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虽然不同时代的人看待历史的出发点和角度均不同，但有一点总是相同的，即希望以史为镜，为当下的困局谋出路，为眼前的时代谋发展。那么，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纪念五四呢？五四对于我们又具有怎样的借鉴与启发意义呢？

为此，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要从事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博士后李培艳。

五四前后的青年界也曾弥漫一股“青年病”？

记者：你为什么会选择五四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你主要关注五四运动中的哪些问题？

李培艳：最初确立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基于我个人对现代思想史的兴趣与现代文学专业的选择。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五四可谓是理解现代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学术、精神的某种原点，对此后的中国历史影响深远，是我们理解自身的一个重要坐标。从我个人的专业角度来看，五四同样非常重要，它是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确立的基本历史前提。

我个人的研究主要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相关的青年问题展开。我们都知道，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了一本非常重要的杂志《新青年》，这本杂志创办的一大初衷就是唤醒青年、培养青年，也正是在这本杂志的召唤下，大批青年受到思想文化的启蒙，内在的政治社会潜能被唤醒，成为担负文化与社会变革的历史主体。因此，我选择青年问题进入五四，希望可以透过这一群体的文化与社会实践活动，认知五四的政治社会意义，以及新文化运动与此后中国革命的关系。

记者：在陈独秀等青年导师的心目中，理想的新青年是怎样的呢？

李培艳：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曾对理想的新青年提了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大意是讲理想的新青年应该是独立自主、不依附于他人、积极进取，具有理性与科学精神的现代人。在陈独秀等青年导师看来，新青年之“新”不在年龄，而在生理与心理、精神与体格，其中精神与心理层面的革新才是新旧青年最为根本的区分。如果往深处谈，这其实是与五四思想启蒙的核心命题，特别是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密切相关的。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历史开端。然而，五四新文化在唤醒青年的同时，也给青年带来了很大的困境与危机。大批受新文化感召而脱离“乡土社会”，到都市中求学谋生的新青年却遭遇了恋爱、婚姻、求学、职业等等的困境，在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中进退失据。特别是由于人生观的缺失，对于民众与社会实践的脱离，以及文学机制所带来的烦闷与浪漫病，五四前后的青年界弥漫着一股青年病。而且，新青年所憧憬的新生活也很快走向幻灭。我个人的研究正是想从思想文化与社会结构双重层面反思新青年群体所遭遇的现代性危机，以及他们为了克服危机所尝试的一系列修身与社会改造实践活动。

反对“空谈”，提倡“实行”

记者：那么，这代青年为克服困境做了哪些具体的尝试呢？

李培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五四前后，面对自身所遭遇的困境与危机，其实还有一批有着很强的社会实践精神的青年人一直在寻找新的道路。在无政府主义社会改造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尝试突破学院化的限制，或者成立互助性的小团体，修身、以工读实践培养“新人”，或者以小团体的方式搞平民教育、普及新文化。他们推崇“劳工神圣”，强调青年要参与劳动与社会实践，有着很强的重建学校与社会关联的自觉意识。这批青年人所结成的小团体主要有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觉悟社、互助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我们所熟悉中共早期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等都是这些小团体的核心人物。

与当时深陷烦闷，乃至自杀危机的文学青年不同，这批立足“小团体”的新青年，反对“空谈”，提倡“实行”，注重个体修身与人格培养，例如青年毛泽东与恽代英在五四时期都曾是传统儒家“修身”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青年恽代英的生活非常自律，他从十四岁开始就以记日记的方式鞭策自己，由他遗留下来的修身日记来看，五四时期，恽代英一日三省，从德育、智育、体育、交际等层面对自身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构建了一整套“方程式的生活技术”。类似的，青年毛泽东的生活也非常自律，他非常注重体育锻炼，求学时曾专门选择霜冻的天气到寒溪中游泳，坚持冷水浴，以培养个人意志力，并且将体育锻炼作为实现精神觉醒的重要途径。

记者：你刚才说到，这些受到五四新思想成长起来的新青年实际上也是推崇儒家修身伦理的，这和我们日常对五四反传统的理解似乎相互矛盾？

李培艳：这并不矛盾。青年毛泽东、恽代英这样在五四新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虽然推崇传统儒家的修身伦理，但他们修身的终极目的已经根本不同。他们修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儒家的“圣人”，不是为了传统读书人意义上的“学而优则仕”，而是为了救国，为了变革社会。因此，他们还强调“社会性修养”、“团体修养”与“群众生活的修养”，以个体修身为理想社会提供一个完善的出发点。而且，在修身之外，他们还展开了一系列工读互助性的乌托邦社会改造活动。

记者：你认为当下的青年问题主要有哪些？五四一代青年为克服困境与危机所做的尝试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何借鉴意义？

李培艳：我没有做过具体的当代青年问题研究，只能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谈一点感性的认识。从物质层面来看，当下青年所面临的更多是具体的经济、买房与职业选择的困境等等。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我觉得我们和五四那一代人近似，同样面临人生观的问题、婚姻恋爱的困境、理想与社会的冲突、人生志业的选择，乃至自杀危机等等，这也正体现了五四启蒙的未完成性。当然，造成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原因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五四那一代人克服困境与危机的尝试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从大的层面来讲，相对于深受消费主义与个人主义影响的我们，他们那一代人的存在是超越“小我”的，无论提倡修身，还是参与社会改造实践，背后都有着极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意识。而且，相对于作为原子化的个人的我们，他们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共存，推崇“劳工神圣”，强调青年要参与劳动与社会实践，有着很强的实践精神与平等意识。

首发于《中国青年》杂志

责任编辑：张斯絮